语文翻译英语在线（“语文”是什么（一） —

上边的《语文这个词》我修改不了，也删不了，这篇当做对大家的一个道歉。对不起！

摘要：“语文”，这个词诞生于1887年，在1950年时被用作了一门功课的名称，同时，这个词诞生了一个新的义项：“语文课程”，但这个义项被忽视了，于是，在生活中，诱发了“两个语文”，一是作为词语的“语文”，一是作为课程讲的“语文”，而且两个“语文”之间存在属种关系，这给人们认识“语文”造成了极大障碍，引发了一次次社会性的大讨论，但这些讨论都存在四方面方问题：⑴、讨论目标不清 ⑵、争议歪曲了课程设计者的原意 ⑶、“语文课程”被遗忘造成了误解 ⑷、争吵者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语文”是现代汉语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词，它包含两种解释：⑴、语文课程 ⑵、语言

“语文”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于语文教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如果把语文教育当做一个大课题的话，“语文”一词就是这个大课题的基础概念，而这个基础概念是所有语文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个语文大厦的基石，是语文教育必须回答和所有“语文人”都必须熟知的概念。回答不了这个概念，语文教育就可能出现偏差、现有的语文大厦就有倾覆的危险；不能熟稔这个概念，“语文人”就不可能找到自己要努力的方向，就不可能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

但，这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你不回答还好，一回答就会掉进坑里，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导致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和现实、和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生活中，“语文”首先是一个词，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词，而且这个词偏偏还是个多义词，不止有一种解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至于它的词义怎么理解，我们后边慢慢说。

其次，人们在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在称呼语文课程的时候，不是称呼全称，而是称呼简称，把“语文课程”省略成了“语文”，需要说“语文课程”时，人们只说一个“语文”，说的人和听的人都心知肚明，知道说的是什么，不用多做解释。这种习惯早已深入人心，难以更改，于是，“语文”就是“语文课程”，“语文课程”就是“语文”。这，同“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的道理是一样的。

以上两种情况，导致事实上出现了“两个‘语文’”，一个是词语“语文”，一个是课程“语文”。这么着说，你可能还有点蒙，我们可以用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铁匠打铁、石匠开采石料，都需要用到铁锤，这铁锤你就是说出花来它也就是个铁疙瘩，但有人生养了一个儿子，为了讨个吉利，就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铁锤，你还说铁锤就是那铁疙瘩吗？两个“语文”的道理和这是一样的。这么说你不蒙了吧！

“语文”有两个，而“语文是什么？”只有一个，在没有区分两个“语文”之前，“语文是什么？”还真就没办法说清楚。

数十年来，人们在“语文是什么？” 的问题上争吵不休，全都是两个“语文”惹的祸。

那么，“语文是什么”又该怎样解释呢？

别着急，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弄清“语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和学校课程扯上关系的，它又该如何理解。

一、“语文”一词的由来

这是个复合型问题，是由两个问题组成的，一是“语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二是“语文”这个词又是怎么成为一门课程的名称的。

对于“语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借由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张毅的一篇文章来回答。

2013年，山西师范大学的教授张毅，在《教育学报》第六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这篇文章指明了“语文”这个词的最早出处和时间。

“目前可见的使用‘语文’一词的最早文献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呈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奏折中有“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庸下之才，语文但取粗通”等数句。

这是可以找到的关于“语文”最早出处和时间的确切记述，至于有人说“语文”是1949年叶圣陶先生为给一门课程命名而创造出来的一个词，个人认为则不足采信，因为真像说的那样，这个词是1949年为给一门课程命名造出来的，那这词就属“专款专用”，是没理由再生枝节的。

这个词出现后，它的使用人群逐渐变得越来越大。

《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指出：“在晚清，不仅洋务派官员喜用‘语文’一词，‘语文’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开始运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教育文件中已用‘语文’一词，…………20世纪上半叶，陈子褒、马相伯、鲁迅、阮真、王力、叶圣陶等一线学者都使用过“语文”这一词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育界，‘语文’也已发展成为汉母语教育讨论的一个关键词。……如：谭士壁的《语文会通国文入门》…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蒙文国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新知书店叶籁士主编的《语文》月刊…陈望道主编的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陶泽彭的《中国语文嬗变论》…陈原的《外国语文学习指南》……等。”

关于“语文”一词的词义，《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指出，“语文”一词刚出现时，是“出于‘语言文字’使用的化简之需，‘语文’这一缩略语应时而生。”但随着使用的普及，“语文”一词又产生了指代“语言文学”、“国语文”、“文言文和语体文”等的用法。

由《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可知，“语文”这个词，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较广泛的使用，而且在那时就已有了使用上的歧义，但其使用范围似乎也仅限于教育问题。

那么，“语文”这个词又是如何发展成了一门课程的名称的呢？

对于这个疑问，我们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进行说明：

“1949年6月，全国大陆已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上谓之语，在书面上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这是《张志公文集》当中的一段话，从中我们可以明确：1949年，是“语文”这个词语使用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一年，“语文”这个词被用作了一门功课的名称，自此，它的使用范围、使用频率以及产生的影响，短时间内似乎都被无限放大，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

1949年8月，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在小学称为“国语”、在中学称为“国文”的课程。

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署名为“语文”，至此，“语文”这个词被当做一门功课的名称固定了下来，因为是中小学一门功课的名称，因而在比之前更广大的范围内被人熟知，被使用的频率也达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成为人们日常当中一个非常普通但使用频率极高的词，但就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掀起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讨论。

至此，“语文”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成为一门课程的名称的，我们应该有了清楚的认识。

（“语文”被用作课程的名称，从1949年的作出决定到1950年的落实，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述说相关情况时，我们以落实的时间为准，采用后面的时间，1950年）

二、被遗忘的“语文”

从“语文”这个词诞生到现在已一百多年，当初是“出于语言文字的化简之需”而有了“语文”。1949年“语文”被用作一门课程的名称，其词义当然同以前的“化简之需”不一样了，而从那时到今天也过去七十多年了，现在，要去认识“语文”这个词，要想辨清它的含义，我们还必须旧事重提，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结合现实去找寻答案，因此，叶圣陶、张志公先生关于“语文”一词被用作课程名称一事的两段话，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需要我们去认真审视、仔细斟酌了：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此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近，唯“文”字之含意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亦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1949年6月，全国大陆已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关于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上谓之语，在书面上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过去的“国语”，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只指口头语言，“国文”似乎只指书面语言，甚至只指文言文。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截然分开，成为几乎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或者，教学里只管读文章、写文章，不管口头语言的训练，这都是封建社会长期留下来的极其严重的毛病，最不足取。用了“语文”这个名称，表明在这门功课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纠正了上述那些弊病，很有好处

这两段话，在各种关于语文的论述中，被引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有意思是，话中包含的信息却并未被完全发掘出来。如果我们要说的不是在微言大义的话，上面两段话应该还告诉了我们下面几点意思，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

（一）、叶圣陶、张志公两位先生，在1949年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我国教育课程及语文教材设置的“设立者、创始人”，并且，“语文”这门课程被称作“语文”是因为叶圣陶先生的建议。所以，对当时的情况，他们两个人都是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语文课程种种初始性的问题，叶、张二老不论是当时的话，还是事后的回忆，都是当仁不让的绝对权威（要还原“语文”真相，必得对当年情况有确切了解，而这，非事件亲历者莫属。但对权威的态度，我们要尊重而不是膜拜，他们的言论，经得起事实校验的，我们要确信，否则，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盲目尊崇，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二）、“语文”在1950年时诞生了一个新的义项：语文功课（课程）。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选用中小学课本”、“研究……各种教材问题”时，是把“语文”作为一门功课的名称的（“这就是这门功课叫‘语文’的由来……”）。“语文”被作为一门功课的名称，可以看作是课程编纂有者们给了“语文”这个词一种新的用法，于是，相应的，“语文”这个词在之前各种理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义项：语文功课（课程）。

对于这个名称，就像做父母的给孩子取了个名字一样，不管是叫“张三”还是叫“李四”、叫“铁蛋”还是叫“铁锤”，它就是个代号，有的本就毫无意义，是无法、也不能进行解释的；有的寄托了某种希望或特殊含义，但也只能是起名字的人进行解释，旁人说的只是望文生义、妄加引申。“语文”这个词也是这样，有另外的含义是肯定的了，但怎么理解，只能听听当初取名字的人怎么说了，不能随便一个人看了这个词，就说该怎么怎么理解，我们更不能就跟了他走，这是典型的对事实的不尊重。

但不论当初的命名者再给出怎样的解释，在“语文”是一门功课（课程）这一点上，已是既成事实，不容更改了，因为最初虽然它是规定的，但当印刷着“语文”二字的课本发放到广大中小学生手中时，这种规定就统一到了整个社会，经过一段时间后，这种规定就逐渐演变为社会的约定俗成，难于更改。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

后来，随时事的发展，“功课”又用了“学科”的说法，现在，“课程”又取代了“学科”的说法，但不论用什么样的说法，所指向的都是同一样事物，于是，“语文功课”经过几十年的修炼，成了“语文课程”。

作为词语，“语文”词义不清，也可以不清，任何一个词都可以这样，这不用怀疑，但在作为一门功课这一点上，“语文”是清白的，印刷在课本上的“语文”二字是不存在争议的，它和“数学课程”、“历史课程”、“化学课程”一样，就是“语文课程”的意思，我们不能因为印刷的是“语文”这个词，因为这个词说不清楚，就说“语文课程”说不清楚。现实中，关于“语文”的争论，在“语文”被作为一门功课的名称之前，也就是1950年之前的争论，是和“语文课程”无关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语文课程”。1950年之后关于“语文”的争论，该如何理解，我们下文再说。

（三）、“语文”是语言的意思。

张志公先生解释说：“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叶圣陶先生也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话表明，叶、张两位先生的理解是相同的，都主张把“语文”理解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简言之，就是把“语文”解释为“语言”。而且，张志公先生说的更直接：“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这一点在1949年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员当中，应当是听取了叶圣陶的建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都同意把“语文”解释为语言的。

（四）、“语文”还有不同的理解，“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章”……

生活中，人们把这些解释统称为“一语多文”。

叶圣陶先生在文中指出：“此后，有人把“语文”“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立此名之原意”表明是针对“语文课程”的，在这一点上，课程设立者和创始人否定了“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的说法，但这两种说法在后来的争论中仍然是争论的重要目标，这实在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现象，起名字的人的解释不顶用，要由后来人对名字进行解释，这，合适吗？“近些年来，语文教育界还有人认为应该界定为‘语言与文章’或‘语言与文化’”（《义务教育法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p90）“语言文章”、“语言文化”虽不是上面两段话中的内容，但它们也是争论中的重要内容，而且和“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的认识方法相同，所以在此一并列出。但个人认为，这两种认识也是错误的，一是因为他们认识的方法和“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一样，都是拆解词语，但这种拆解词语的方法算哪门子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当中，好像没有这种方法。二是这两种观点都属于后来人的随意揣度，当不得真。所以，争论中的“一语多文”我们不予采信。

综合以上四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语文”这个词可以被解释为“语文课程”、“语言”，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

① 语文课程（语文）

语文

② 语言

“语文是什么”，个人以为已经有了答案。

这个答案是根据叶圣陶、张志公先生关于“语文”一词被用作课程名称一事的回忆得出来的。这个答案只是回答了作为词语的“语文”，作为课程的“语文”则包含在其中，并没有回答。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放一放，先把作为词语的“语文”说透彻。

上面那个“语文”、“语文课程”、“语言”关系图，如你能联系现实现，再前前后后想一下的话，就会发现，1949年到1950年这个时段，是认识“语文”的一个关键节点，是澄清所有“语文”问题的良机。

1950年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或任何一种力量对“语文”这个词做出过词义的界定，在使用时，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用，所以这时的“语文”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给人的感觉很混乱，但我们却不能说谁就是对的、谁就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或界说。但1949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先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作出决定——把“语文”这个词用作一门功课的名称，到1950年，印刷着“语文”二字的课本发放到学生手中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决定就演变成了一种“国家行为”，虽然没有文字说明，但国家用“实际行动”接受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决定并进行全国推广，广而告之，“语文”和数学、物理、化学、历史一样，是一门功课（课程）。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和国家的行为无形中相当于对“语文”的词义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语文”就是“语文课程”。至此，1949年之前对“语文”的各种认识就应统一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决定和国家的推广，而此后，也不应再衍生与此有别的其他解说。

但事物的发展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在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进行决定、国家进行推广时，所有人都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左右了“语文”的命运，更没意识到，“语文”就此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解释——语文课程。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把“语文”这个词作用作一门功课的名称，对“语文”这个词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它借此机会获得了一层新的意思：“语文功课（课程）”。1950年，“国家推广”一次成功，“语文功课（课程）”的印象就此深入人心并根深蒂固，但这个事实被“国家行为”掩盖住了。一个事实掩盖了另一个事实，“语文课程”就此被遗忘。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把“语文”用作一门功课的名称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一件事：他们在这时还给了“语文”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语言”。

多年后，作为课程设立者和创始人的叶圣陶、张志公先生对1949年的情况都曾经有过回忆。叶圣陶先生说：“……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张志公先生说的更明白：“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上谓之语，在书面上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对1949年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来说，他们在把一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时候，实际上给了“语文”这个词两种解释，一种是“语言”（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另一种是“语文功课（课程）”。

对于“语言”这种解释，是叶、张二老在事后多年回忆时才说出来的，然后，我们对事情真相才得以有所了解。“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同人”当是说全体编审委员会成员了，这句话就是说在当时的编审委员会内部，全体成员应当形成了一种共识：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这个共识对“语文”这个词来说，就又是一个“规定”，但这个“规定”只是在很小范围内的共识，也没有公开宣布，所以也就无法在更大的范围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混乱的认识自然也无法产生约束效力，后来叶、张二老的回忆虽使当时的史实为人所知，但离给课程命名已过去了很长时间，关于“语文”的争论声也已兴起，所以他们的话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所有人都把两位“语文功课（课程）”设立者、创始人的话当成普通争论者的话了。

对于“语文功课（课程）”的解释，开始是“语文功课（课程）”这个事实被遗忘，后来，人们则忙于争论无暇顾及了。

1950年，“语文”这个词有了两个被规定的词义，这本是结束此前“语文”解释混乱的局面和开启“语文”新时代的绝佳时机，但这两种解释偏偏还都阴差阳错地被遗忘了。

更糟糕的是，在“语文”被用作课程名称之后，社会上又逐渐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事实：“语文功课（课程）”被简称为“语文”。日常需要使用“语文功课（课程）”这个词时，称呼“语文”就行了，说的和听的都心知肚明，知道说的是什么，如果你非得说“语文课程”，估计你准会被打入另类。这样，“语文功课（课程）”就是“语文”，“语文”就是“语文功课（课程）”。然而，现代汉语当中，“语文”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词，于是作为词语的“语文”和作为课程讲的“语文”重合，形成了“两个语文”。“两个语文”的产生直接就把关于“语文”的种种猜测拉入了黑暗的深渊，于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新一轮纠缠不清的“语文”之争开始了。

以上这些，不论你意识到了没有，都是被我们遗忘了的事实。

直到2011年，《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才还了“语文”一点清白：“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就是《标准》的一个规定，事情的原委并没有交代，此前形成的负面影响也没提到，但，不论如何，“语文”总算是被承认是一门课程了。

随着“语文”被承认是一门课程、“两个语文”的澄清，人们对“语文”、“语文课程”的认识也将更加深刻，那时，“语文”将永无争议可言，“语文”之争也终将是历史无聊之余同我们开的一个不小的玩笑！

从1887年到1950年，是一个六十年，从1950年到2011年，这又是一个六十年。上个六十年，“语文”熬成了“语文课程”，这个六十年，“语文”找回了被遗忘的“语文课程”，但绕了一个损失不可估量的弯。

要号准“语文”的脉搏，我们还需要多少个六十年呢？……六十年，对人类历史长河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一个人来说，那，可能就是一生。

三、百年尴尬

在中国，每天，至少有几千万的中小学生在学习“语文”、至少有几百上千万的中小学教师在教“语文”、至少有数十上百种刊物在讨论“语文”，语文，和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是中国人生命中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但现实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残酷的。

自1904年中国实行分科制教学以来，“语文”就没有消停过，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语文”总是显得很热闹，争吵声、议论声，一波连着一波。

在这百多年里，“语文”就是尴尬的代名词，它1887年诞生，在被使用的过程中，竟然越用越乱，又产生了指代“语言文学”、“国语文”、“文言文和语体文”等的用法。1950年，在被用作课程名称后，没成想又多出了“语言文字”、“语言文化”、“语言文章”……等的争论，真是命途多舛的一个词……

在这百多年里，“语文课程”是尴尬的，作为中小学校的一门课程，百多年的时间竟然是在争吵声中度过的。早在1934年底，社会上就围绕“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展开了一次大讨论，到1943年，又展开了以“抢救国文”为主题的大讨论。那时，还是“国语”、“国文”时期，还没有“语文课程”，但1950年之后，进入了真正的“语文课程”时期，可讨论声、争吵声并没停歇，1959年到1961年，社会上展开了关于“语文性质”、“文道之争”、“作文教学”、“如何教好语文课”等问题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然后“语文”性质“工具说”占据了主流（注意，是主流）。上世纪80年代语文界又引发了关于“文言文教学问题”的争论。1997年，《北京文学》第11期上三篇“优思中国语文教育”的文章引爆了世纪之交的语文大讨论，这次讨论，是历次讨论之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几乎涵盖了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方方面面，如教材问题、教学方法问题、考试制度问题、语文课的性质问题、教学的目的问题、教学手段现代化的问题、识字教学问题、听说读写教学问题……等等。

语文教师是尴尬的，他们每天在教学生，然而，“语文”、“语文课程”竟然是说不清楚的，语文老师是怎样保证自己工作的方向、方法、内容是科学的呢？天知道……

2011年出版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做出了规定：“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似乎给长时间的争吵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争吵声沉寂了下来，人们埋头于实践，不再进行无谓的争论，但这并不代表认识的分歧统一了，更不代表“语文”问题解决了，是否会在沉默中酝酿着再次的爆发？未来，谁也不敢预测。

1948年，朱自清先生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作品收编为两个集子：《语文零拾》、《语文影及其他》。在《语文零拾》当中收集了十四篇文章，诸如“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甚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评点《宋诗精华录》”、“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中国文学与用语”……等；在《语文影及其他》则谈论的是“说话”、“沉默”、“撩天儿”、“如面谈”……“正义”、“论别人”、“论自己”……

2002年，由辽宁出版社出版的《吕叔湘全集》，一共十九卷，第六卷中有《语文常谈》一辑，我们把它的目录分列如下，

序

1、语言和文字

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

文字不能超脱语言

语言和文字也不完全一致

语言文字要两条腿走路

2、声、韵、调

从绕口令说起

怎样给汉字注音

字音的三要素：声、韵、调

声、韵、调在文学上的应运

不必“谈音色变”

3、形、音、义

形、音、义的纠葛

异体字利少弊多

异读字要尽量减少

同音字数量繁多

一字多义与数字同形

汉字为汉语服务并不尽善尽美

4、字、词、句（略）

5、意内言外（略）

6、古今言殊（略）

7、四方谈异（略）

8、文字改革（略）

2010年，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三位教授共同编著了《解读语文》一书，书中对鲁迅、朱自清等作家的三十篇文章进行了解读。

2014年8月，作家叶开出版了著作《什么是语文》，内容分为四部分：“人的教育”、“母语之殇”、“阅读美好”、“自我成长”。著名作家苏童评论道：“语文是什么？我们以为已有答案，其实还需探求。毫无疑问，叶开是一个热忱的探求者。”

1989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把“语文”解释为：“语言和文字：语文程度（指阅读和写作能力）。语言和文学的简称。”

2004年8月由李行健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其中把“语文”解释为“①语言和文字：语言规范化；②语言和文学：语文教学、大学语文。”

这些作品中都用到了“语文”一词，相互间词义又明显不同，语文到底是什么呢？

早在1980年1月，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文中说到：“‘语文’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不清楚”。

前贤的影响、名流的阐述、权威的解读，无时无刻不让每一个“语文人”的心绷得紧紧的。“语文”的前路，还埋着一个又一个的雷。

2013年7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一书，在‘语文课程的界说’一节中指出“在‘语文是什么’和‘语文课程是什么’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多年来形成了许多纠结。”这话点明“语文”和“语文课程”不是一回事的同时，含蓄地道出了一个尴尬而又冰冷的现实：“语文是什么”是没有答案的……

语文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争论的历史。

时间过去了数十年，“‘语文’是什么”仍是横亘在人们面前难于翻越的高山峻岭，如何越过去，摆脱尴尬的现状，这是一道摆在“语文”和“语文人”面前的十分艰巨而又亟需解决的难题。

但，我们是没理由和时间任由“语文”不清不楚下去的。

四、“语文”争议存在的问题

“语文”作为语文教育这个大课题的基础概念，一朝不能回答，语文大厦的基石就一朝不能牢固，语文教育目标的确立、课堂教学方法的制定、课堂教学效率的提高、教学效果检测的方法……等就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语文教学就很难做到科学、准确、快速、高效……所以，数十年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界说，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场的争议、讨论，面对种种回答，个人觉得，它们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讨论的目标不明确。

在文章的一开始我们就指出，客观上存在“两个‘语文’”，一个是作为词语的“语文”，一个是作为课程讲的“语文”，从上文的关系图当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两个“语文”之间还存在着种属关系，作为词语的“语文”是个属概念（上位概念），而作为课程讲的“语文”则是个种概念（下位概念），人们在讨论中并没有辨明“语文”这个词的种种区别，导致他们一张口，就被“两个‘语文’”的坑放到了，表面上看起来争吵的很热闹，但从来没人说争吵是针对“语文”这个词的、还是针对“语文”这门课程的，争吵的指向根本就是模糊的，你还指望谁能说服谁？

在细节上，人们争吵中把“语文”这个概念的种属关系模糊了，造成词语种属关系以及种概念间的混乱。于是，看文章的人以为自己在看这一方面的文章或书籍，写的人却可能另有所指；或者看的人和写的人都以为在说这一方面的问题，实际早就岔道到另外一个议题上了。这就好比看《红楼梦》没搞清人物关系，乱了家谱，荣国府的事当成了宁国府的事，王熙凤干的事算到了贾政的头上，或者薛蟠干的事算到了贾琏的头上。导致的结果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反倒越糊涂。这样的例子很多：

蔡明编著的《语文教学专题研究》中，有“对‘语文’名称的不同理解”p12和“语文学科性质”p15两节内容。在“对‘语文’名称的不同理解”中说“自从语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确定以来，人们对‘语文’这个名称涵义的理解却很不一致。一些人认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语文’应指语文文学……一些人认为‘语文’应是语言文章，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语文’应包含语言文化在内。总之，各种说法，很不一致。也未作出过一致的结论。”在“语文学科性质”中指出“语文学科是以培养学生阅读、写作、听话、说话能力为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文化基础课。”

无独有偶，在林崇德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学心理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语文的含义”和“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的含义”在最后总结说：“对学科含义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和学科目的任务的认识。语文就是语言，而语言是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这就决定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就是语言，‘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这就决定了语文学科最根本的目的和任务。”

有趣的是，相同情况在王文彦、蔡明主编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中也出现了，书中有“语文课程名称的歧义”、“语文课程的性质”两小节。在“语文课程名称的歧义”中罗列了“一语多文”及“言语”、“华语”共六种说法，在“语文课程的性质”当中叙述了1949年之后语文课程性质认识的几个阶段，随后是对2001年课标的肯定。

王世堪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中也有“语文与语文教育”、“语文学科的性质”两个章节

…… ……

上面著述当中，应该是意识到了“语文”这个词同“语文课程”不一样，但究竟是怎样的不一样，却没能明确指出来，因为在他们潜意识当中，还是把“语文”这个词直接认做了“语文课程”，没能准确区分两个“语文”。

还有相当多的文章，根本就没意识到中了“两个语文”的招，只是朦朦胧胧地往前走，这样的例子遍地是，比如：

2000年版的《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在教学目的中规定：“在小学语文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一个“小学语文”、一个“祖国语文”就足以让人云里雾里，难道两个“语文”还不是一回事？

其次，这些争议不能尊重课程设计的原意。

对1949年到1950年“语文”被用作做一门课程的名称一事，叶圣陶先生作了这样的解释“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此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张志公先生这样说：“1949年6月，……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上谓之语，在书面上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用了“语文”这个名称，表明在这门功课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

我们要尊重叶圣陶、张志公作为课程设计者的和创始人的事实，他们的话，我们应当确信。

既然叶圣陶先生说了“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张志公先生说的更直白：“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两人都把“语文”的意思指向了“语言”，我不知道旁观者和后来人从哪儿来的勇气，竟然提出不同的看法，而且信心十足，讨论的热火朝天。特别是叶圣陶先生指出：“此后，有人把“语文”“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他既然否定了“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的看法，说明这两种看法不符合这门课程命名为“语文”的初衷，我们就应该终止再对其进行讨论，但人们却无视叶先生的话，讨论的不亦乐乎，不知是一种什么心态？人们不但无视了课程设计者的话，以至于还兴起了“语言文章”和“语言文化”的观点，我们认为，叶老否定“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的态度就表明了对靠拆解词语解释“语文”的反对，同时，叶圣陶先生还指明“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张志公先生更是直接点明：“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不知“语言文章”、“语言文化”论者是出于何种考虑，一再提出与被课程设计者否定的认识相类似的见解？这就好比孩子的父母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语文”，并且孩子的父母说：“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你抛开了人家父母的解释，站在边上瞎琢磨：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章”？“语言”？“言语”？说严重了，这就是部分极端不负责任的语文人在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他们全然无视做学问应实事求是的态度，坐在书斋里望文生义、拆解词语，多年来，争论的确很热闹，但他们的争论完全不考虑历史和现实，自顾自说。旁观者也被争论的热闹蒙蔽了视线，被引向了错误的泥沼。这给“语文教育”的基础理论建设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再次，概念“语文课程”、“语言”长时间被遗忘，造成其他概念来弥补它们缺失后留下的空位，于是造成了许多对“语文”的不理解或误解。

比如：2000年版的《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在教学目的中规定：“在小学语文（语文课程）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语言）……”在这句话中，“小学语文”如改成“小学语文课程”，“祖国语文”如改成“祖国语言”就显得很清晰，也好理解的多。但因为“语文课程”“语言”的被遗忘，“语文”就上来补位，一词多义，然后，一个“小学语文”，一个“祖国语文”，就把问题搞得很神秘，“小学语文”是什么？“祖国语文”又是什么？“小学”和“祖国”可是两个涵盖面差别很大的概念，它们共同的“语文”又是什么？问题越问越复杂。

第四，争吵者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

漠视历史、对现实感觉迟钝，不能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说“语文课程”时，往往只说“语文”，而不繁琐地说“语文课程”。这样，“语文”就是“语文课程”，“语文课程”就是“语文”。这是现实中的一种使用习惯，对于这种习惯，按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当予以澄清和认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消灭这种习惯。同时，在1950年，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发放到学生手中时，一种课本上印刷的就是“语文”，给人的印象是这门课程的名称就叫“语文”，那么，把“语文课程”叫做“语文”也就顺风顺水，没必要啰里啰嗦地再说“语文课程”了。2000年的《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中“小学语文”的说法，实际上是因袭了这种社会习惯，大家都这么称呼就这么写。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说法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承认这个习惯，顺应社会民意，承认“语文”是一门课程，还原“语文”真相，像对待“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这些个名称一样，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需要有直面事实的勇气。

叶圣陶先生和张志公先生是语文课程最初的“设计师”，我们应该尊重他的设计意图，但我们后人就是不考虑最初的设计意图，这就好比最初设计的是一辆洒水车，也造成了洒水车，后来者不去了解最初的设计意图，站在边上瞎猜想，这车怎么装不下货物？这车怎么不能水陆两栖？这车怎么不能载人？进而甚至要怀疑这车的设计师是盲目设计的了。回想我们多年的“语文”之争，与此不无关系。如果大家争论的都是错的，或者盲人摸象般各执一端，当然就谁也不能说服谁了。

201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书中指出：“语文是什么？语文课程是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追问前人，一种是考察当下……” 我们有这样的口号，更应有这样的行动。

五、“语文”、“语文课程”、“语文教育”

辨清了“语文是什么”，工作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三个互有联系又截然不同的词：“语文”、“语文课程”、“语文教育”

“语文”，语文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一个普普通通的词，它可以有多种解释①：语文课程（疑问）、②：语言、③：语言文字、④：语言文学、⑤：语言文章、⑥：语言文化……在这众多的解释当中，后面四种是类似的，它们都是拆解词语，分别对“语文”的“语”和“文”进行解释后得出的结论，一“语”多“文”，实际上可归列为一类。

“语文课程”，在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个定义里面包含的信息是十分丰富的，值得深入揣摩，这儿，我们暂且先这么着说。）

“语文教育”，在实际使用中，就是“语言教育”的意思。这里的“语文”当作“语言”讲。它不等于“语文课程”，“语文课程”也是进行“语言教育”的，但它的范围要小于“语文教育”。比如：文字改革、用语规范化等语言问题，就超出了“语文课程”的管辖。当然，两者也可以理解为“大语文”和“小语文”，“大语文”是“语言教育”，“小语文”是学校“语文课程”。

参考文献：

（1）、（3）《张志公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第60,61页

（2）、《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8月第730页

（4）《语文教学专题研究》蔡明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年5月，第12-15页

（5）《中学语文教学心理学》林崇德主编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9-21页

（6）《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王文彦、蔡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12第57-60页

（7）《中学语文教学法》王世堪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7月，第9-12页

（8）《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第90页

其他：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9年11月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李行健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2004年8月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7月，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