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大姐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过岁月、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则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少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块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而病从她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浸染过的浑流。

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疼痛时不绝于耳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昏暗的屋里，一家人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发愁，大姐穿透墙壁的每一声尖叫，都深深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苍白。所患何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在乡村是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我们家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熬过的红枣吃，大姐便抓了几颗红枣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再给他。”大姐便把那红枣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最终也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至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了家里的日子。”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始终没唤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痛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其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材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荡漾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然没能叫出那声大姐。在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学校的，尽管是教小学低年级，仍使我充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

学校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地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起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地走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着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可她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只是往腰上贴膏药，很少喊疼。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让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谁料到了年底，她竟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感觉。”

然而，不幸的事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上、膝盖上，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处，都贴有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一河缓缓流动着的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着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白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依然被称为“作家”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而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低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她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二十余载地枯枯荣荣。

席慕蓉：从此和你永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继续做的；有很多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再见到面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先或者暂时转过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日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候甚至连这点希望也不会感觉到。因为，你以为日子既然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的，当然也应该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昨天、今天和明天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诀了。

就像那天下午，我挥手离开那扇小红门时一样。小红门后面有个小院子，小院子后面有扇绿色的窗户。我走的时候，窗户是打开的，里面是外婆的卧室，外婆坐在床上，面对着窗户，面对着院子，面对着红门，是在大声地哭着的。因为红门外面走远了的是她疼爱了二十年的外孙女，终于也要象别人一样出国留学了的外孙女。我不知道那时候外婆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只记得，在我把小红门从身后带上时，打开的窗户后面，外婆脸上的泪水正在不断地流下来。

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外婆这样地激动，心里不免觉得很难过。尽管在告别前，祖孙二人如何地强颜欢笑，但在那一刹那来临的时候，平日那样坚强的外婆终于崩溃了。而我得羞耻地承认，在那时，我心中虽也满含着离别的痛苦，但能“出国”的兴奋仍然是存在着的。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我流的泪没有老人家流的多，也才使我能在带上小红门以前，还能挥手向窗户后面笑一笑。虽然我也两眼酸热地走出巷口，但是，在踏上公共汽车后，车子一发动，我吸一口气，又能去想一些别的事情了。而且，我想，反正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反正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而且，我想，我走时，弟弟正站在外婆的身后，有弟弟在，外婆不会哭很久的。外婆真的没有哭很久，那个夏天以后又过了一个夏天，离第三个夏天还很远很远的时候。外婆就走了。

家里的人并没有告诉我这个消息。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大概正是十二月初旬左右，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照例去教华侨子弟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学生们还没来，方桌上摆着一叠国内报纸的航空版，我就坐下来慢慢地翻着。好像就在第二张报纸的副刊上，看到一则短文．一瞥之下，最先看到的是外祖父的名字，我最初以为是说起他生前的事迹的，可是，再仔细一看标题，竟是史秉鳞先生写的：“敬挽乐景涛先生德配宝光濂公主。”

而我当时唯一的感觉就是手脚忽然间异常的冰冷，而我才明白，为什么分别的那一天，老人家是那样地激动了。难道她已经预感到，小红门一关上的时候，就是永别的时候吗？而这次，轮到我在一个异国的黄昏里，无限懊悔地放声大哭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