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成见没有问题，但是成见放下了，史料要拿起来，否则一味的凭借自己的想象发挥，与白日梦何异？不是要说入门历史么？下面我就用秦桧的一桩公案做例子，看看一个对历史有真正热爱的人是如何去了解历史的。顺便也批判一下此人答案中的这句话：

最初书生气重，一力主战，没错，你没看错，秦桧最初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奏章的语气也是无比的悲壮，写着写着自己都能看了感动的哪一种。

秦桧真的书生气重么？我们都知道秦桧早年似乎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有骨气的事情——给金人上书要求立皇太子为君，从而被金人抓去。这件事情也一度曾为其南归之后的政治资本。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桧给金人的上书，语在宋史：

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尔。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致生灵被祸，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布闻中外矣，且空竭帑藏，追取服御所用，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人臣安忍畏死不论哉？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虽兴亡之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光武以兴；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温篡夺，李克用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张邦昌在上皇时，附会权幸，共为蠹国之政。社稷倾危，生民涂炭，固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也。天下方疾之如仇雠，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共起而诛之，终不足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这一席话，可谓是慷慨激昂，在最后两段甚至还有隐隐威胁之意，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是告诉金人，你们如果不立皇太子，小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这个状的全文在宋史中删除的有：

大金果能灭宋，两河怀旧之思亦不能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属贤德之士倡义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则两河之民，将去金而归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国，方域至异也。晋为契丹所灭，周世宗复定三关，是为晋报恨，然则今日岂必赵氏然后复仇哉！

这样的句子，连周世宗的威胁都出来了。很多人也因此而感叹，秦桧的故事说明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的蜕变等等。但是从宋朝就不乏有人质疑秦桧的，在《挥麈录余话》中就讲述了一个当事人马伸的亲属告诉王明清的故事：

明清《第三录》载秦会之靖康末议状全篇。比见表侄常保孙言：尝闻之于游定夫之孙九言云：‘乃马伸先觉之文也。初，会之为御史中丞，虏人议立张邦昌以主中国。先觉为监察御史，抗言于稠人广坐中曰：‘吾曹职为争臣，岂可坐视缄默，不吐一词？’当共入议状，乞存赵氏。会之不答。少焉属稿，遂就呼台史连名书之。会之既为台长，则当列于首。以呈会之，会之犹豫。先觉帅同僚合辞力请，会之不得已，始肯书名。先觉遣人疾驰，以达虏酋。所以秦氏所藏本，犹云‘桧等’也。先觉中兴初任殿中侍御史，以亮直称于一时，为汪、黄所挤，责监濮州酒税。后高宗思之，以九列召，示以大用，而先觉已死。会之还自虏中，扬言己功，尽掠其美名，遂取富贵，位极人臣，势冠今古。

说本来是秦桧的下属马伸推动写的状子，但是秦桧将这个功劳据为己有。南归之后，马伸已死，故而专美于前——恩，这个符合秦桧的形象了，但是我们依然有两个疑点：

• 如果是联名，为什么只有桧荷国厚恩……而不是桧等荷国厚恩。
• 如果说稿件被篡改，那么为什么金人也只抓秦桧一个人。

那么有两个可能：

• 秦桧是兰台之长，为了保护手下，把等去掉了。
• 金人只抓秦桧，因为秦桧要负主要的领导责任。

对于可能一，如果证实了的话，似乎还对秦桧有利；对于可能二，则其实不是一个可能，因为金人其实已经决意立张邦昌为皇帝，不太可能单独抓一个秦桧，而把其他反对张邦昌的人继续留在城里。

如果一二都不是，那么还有一个可能：

• 马伸这个人怂恿自己的长官上状，慷慨众人前，署名秦桧自己来。

这个说法也能自圆其说，我们要看看马伸是什么人。《宋史马伸传》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众唯唯，伸独奋曰：吾职谏争，忍坐视乎！乃与御史吴给约秦桧共为议状，乞存赵氏，复嗣君位。会统制官吴革起义，募兵图复二帝，伸预其谋。

似乎不太像啊！难道我们又发掘出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大宋奸臣？

面对这种史料的冲突，南宋的史学家也进行了考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就有批判《余话》：

此段实毁桧太甚，按珫录，桧独具单状而首词云：某身为禁从，职典台谏，则必非连名也。然当时金人独取秦桧而不及姚、马，则未尝连名可知，或者马伸尝怂恿之。今略修润，令不牴牾。

其实理由也很直观，金人压根不抓马伸，马伸怎么可能署名？

这件事情倒是也不怪李心传，因为在宋朝想要知道真相几乎是无解的。直到元灭金之后，金朝的官方文献《大金吊伐录》流传了出来，里面记载了秦桧的状原文，才给了我们一点解决问题的希望：

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准元帅府指挥，如别有异见具状申者。右桧窃以自古建国立王，非为率众庶以奉一夫，盖欲代天致理，使生灵有所依归，不坠涂炭也。契勘张邦昌在上皇时执政日久，伐燕败盟之计皆所预知，今若册立，恐元帅大兵解严之后，奸雄窃发，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以生灵为念，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俾为藩臣，则奸雄无因而起。元帅好生之德通于天地，桧虽草芥，亦被生成之数。无任待罪陨越激切恳求之至，谨具状闻，伏候台旨。天会五年二月十四日，朝散郎、试御史中丞致仕秦桧状。

原来的慷慨激昂不见了，只有委屈求全的乞怜，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一个小疑惑——连周世宗夺三关的威胁都出来了，为什么金人为什么仅仅是把秦桧抓了起来，没有杀掉。

但是更大的问题来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状子是闹哪样？！

宋朝这边的版本慷慨悲壮，金朝这边的版本委屈幽怨，还都是记载进官方史书的，也就是说双方的文武大臣当事人，都对此没有任何争议！

当排除了一切可能性，唯一的不可能就成了真相。千年前的一桩貍猫换太子，终于渐渐浮出了水面。

马伸等御史官们确实写了一个状子，交给了秦桧，秦桧因为下属的压力，也不得不署了自己的名字，但是——秦桧害怕这个状子交上去，自己要挂，于是偷偷的自己写了一个状，换了联名状，单独的送给了金人——秦桧也知道这个状子的语气，是马伸他们断然不能接受的，所以秦桧也没法找人联名，于是只能自己署名。于是宋朝的史料记载的是送上去的是联名状底稿，而金朝的史料里面记载的是秦桧真送上去的状子。

平心而论，秦桧当初做这个事情，估计也就是为了保命，在朝不保夕之际，要说有多少筹谋也太高估他了。而阴差阳错，当秦桧南归之后，当事人均已经离世，于是秦桧顺理成章的把把联名状的功劳完全的据为己有。

不考虑后面的揽功，就单独换状这个做法，秦桧倒也不算是特别的坏，但是看秦桧在整件事的表现，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书生。理想主义这个词，安给马伸等一干监察御史身上都要比在秦桧身上贴切的多。

这个事情后来也引起了历史学界的主意，有一篇论文也讲过

晋武帝因宣景之权，以窃魏之神器，德泽在人者浅，加以惠帝昏乱，五王争柄，自相戮害，故刘渊、石勒得以据中原。犹赖王导温峤辈辅翼元皇，江左之盛，踰于西京。石晋欺天罔人，交结外邦以篡其主，得之以契丹，失之亦以契丹。況少主失德，任用非人，曾无德泽以及黎庶，特举中国藩籬之地以赂戎人，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所以能灭晋也。宋有天下九世，比隆汉唐，窃观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策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於大金也，特假威以报怨耳。顷上皇误听奸臣，因李良嗣父子之怨，灭契丹盟好之国，乃有今日之难。然则因人之怨以灭人之国者，其祸可胜言哉！彼必曰：灭宋之策，在绝两河怀旧之恩，除邻国复仇之志而已。又曰：大金兵威，无敌天下，中国之民，可指麾而定。大金果能灭宋，两河怀旧之思亦不能亡。如其不能，徒使宗属贤德之士倡义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则两河之民，将去金而归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国，方域至异也。晋为契丹所灭，周世宗复定三关，是为晋报恨，然则今日岂必赵氏然后复仇哉！中国英雄亦将复中国之恨矣。又况祸莫大于灭人国，昔秦灭六国而六国灭之，苻坚灭燕而燕灭之。顷童贯、蔡攸贪土以奉主欲，营私而忘国计，屯兵境上，欲灭辽取燕云之地。方是时也，契丹之使，交驰接境，祈请于前，为贯攸之计者，当从其请，为国远虑。乃欲邀功以兼人之地，遂贻患今日，虽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帅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离间之论，而矜一已之功，其为国计，亦云失矣。贯攸之为，可不鉴哉！自古兵之强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岁问罪中国，入境征战，已踰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罕练，将帅未得其人也。使异日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能必其胜负哉？且世之兴亡，必以有德而代无德，以有道而易无道，然后皇天祐之，四海归之。

至于《大金吊伐录》，里面记载的都是金朝和伪楚的官方文件，可以和宋史互相参照。目前还没有人严肃的质疑其可信度。